它通过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执政的方式和自身的执政能力，总体上需要达到和超过宪法的要求，也基本不存在违宪的情况。

至于以公民的权利制约国家的权力，则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为了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恢复以前曾经有过的大区法院的建制，可能是重要措施之一。

要坚持司法中律师的作用以及检务公开、审判公开，克服行政式管理模式等等。各种具体战略都只是涉及治国的某一个方面。它本身并非目的，其作用在于保证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做到客观、公正、廉洁、高效，同时防止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于某一机构或某一部分人之手而滥用权力，并对立法权特别是行政权起制衡作用，后者如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司法审查。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要求的，必须实现各项工作法治化，决不可离开法治的轨道运行。在古代，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都集中在君主和地方行政长官之手。

（九）程序正当 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如何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与会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对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次新条例又把它明确作为党内立法的程序性要求提出来，可见我们在党内立法法的制定过程中注意吸收了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这一条实际上确立了党内法规的两类制定主体：一类是党的中央组织，另一类是中纪委、中央各部门以及省级党委。第四级就是省级党委法规。我们知道党员与公民的差别，就在于他们是先进性公民，因而对国家的法制进步或者制度的实验或者为人民服务中的一些特殊的职责分配具备优先的承受性。2013年11月底，《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发布，党内立法有正式走上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之势，作为法治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依法治党开始从理念与原则层面进入系统化的制度实践层面。

党在新时期的规范治理要充分理解并发挥党内立法法中的新原则，同时注重通过关键领域制度进取空间的先行先试积累治理经验，规范党的自身权力并反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内立法要遵循科学立法的要求，科学立法的要求很多时候就体现为专家知识。

党的中央组织，可以同时选择6种规范形式来分门别类制定规则。如果没有能力建立相对明晰的冲突规则和冲突解决机制，立法打架的现象将严重损及立法的权威。28 这一正当性内涵的拓展与行政法领域行政合法性的反思性成果具有一定的结构对称性，这进一步印证了当代合法性规范内涵的实质性变迁，参见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中国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逻辑与制度框架，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党内法规必然涉及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和支配。

党内法规就是指2013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所包含的一系列的党内规范形式。（四）党内立法程序和立法后程序新条例毕竟是规范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对党内立法程序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党章规范的内容是与党的建设、党的任务具有根本重要关联的。党内法规提出的第三层级，就是由中纪委与中央各部门所制定的法规。

这个转变过程就是要通过法治型政党的建设，来配合、推动、引领法治中国的建设，使党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领头羊。这显然也构成了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范化要求就是对制度的品质提出要求，要使得行为具有规范品质，与既有规范保持一致性。制定的法必须是实实在在有用的法，必须是能够实现制度承诺，必须是能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是能够有利于法治建设，有利于为人民服务以及老百姓的民生权利的改善。

再次是是细则性落实性的规定，是规定、规则、办法、细则四种形式，属于内部第三效力层次。为什么党的组织以及党员要同时遵守国法和党法，并且尤其要侧重加强党内的法制建设呢？因为中国党管干部的原则决定了各级公权力的承担者同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党员，又是公民，而任何级别的党组织，也是受宪法保护的合法组织。我们知道现代法律体系包括中国法律体系，主要的建构逻辑是权利本位，是通过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作为出发点，来建立法律体系，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国家层面的法治建设对党内法治建设起到了互动、拉动的作用。这是一个层次分明的体系。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经济学领域的林毅夫、姚洋以及政治学领域的郑永年、社会学领域的渠敬东等人，具体参见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 参见姜明安：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与作用，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五）党内法规效力等级体系新条例规范了党内法规效力的等级体系，之前我们也有所提及。

32而这种制度推进，也是党内立法在一切在实际出发、简明实用原则的要求之下，要重点考虑加以突破的方面。第一个要素是专家论证。

那么我们就来考察一下我们的国法体系和党法体系的规范建设情况。早在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邓小平同志即在中央工作会议中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

由于当时党的路线以及斗争处于初步阶段，所以制度的体系化也处于初步阶段。这样一来，党组织和各级党员身份的双重性，就决定了行为依据的双重性。毛泽东同志已经注意到了纪律之外党法的重要性，注意到党内缺乏一部较为详细的法规对于党的革命和建设有可能造成消极影响。中央可以撤销中纪委、中央各部门以及省级党委的法规。

18 这种挑战一直存在，有时甚至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干扰和反复，比如2013年以来的反宪政潮流就是一种代表，是对法治国家原则与执政党法治转型取向的反动，参见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田飞龙：中国宪法学脉络中的政治宪法学，载《学海》2013年第2期。

党内立法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简明实用，要能解决问题，能改善党的领导，这就要求在某些关键性制度领域先行先试。目前这个联动机制，只是在《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备案规定》中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联动机制如何建立，如何获得审查实践经验和社会认同，尚不明朗。

第四个基本原则是执政正当性原则。中国共产党属于第二种类型政党。

第八是简明实用原则。党章、中央党内法规及其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属于第一、第二层，相对更高，其备案审查程序比较特殊，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次备案规定没有把它纳入范围之内。这种统一违宪违法审查制度体系，具有预警识别的机制。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一文中，进一步对党内法规这一概念进行了内涵上的完善，提出：党章、党内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

第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制定的是党内法规，首先要审查的是法规与党章是否一致，与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是否相抵触。前面谈到，中央可以对踩了三条红线的法规——违反党章、违反宪法法律以及违反中央党内法规的——进行改正或者撤销。

（一）党内法规的立法定义及规范等级体系党内法规指的是哪一类制度呢？这显然有着特定的内涵边界，不是什么样的党内文件都能进入党内法规体系的。指的是党内立法，不是为了体系化而体系化，不是用形式主义去推动党来立法，而是严格根据党的任务、党的目标和要求去分门别类地建章立制。

国法体系侧重权利保障，党法体系侧重对党员的约束与党员的积极责任。八二宪法奠定了依法治国的宪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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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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